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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发现的李大钊遗文及其价值
作者:韩一德 李维斗 查看: 时间:2007-8-29 13:34:41 【

    以下拟就近年发现的李大钊遗文涉及的主要问题及其意义作一介绍。

一、对社会主义及其在中国实行方法的考察

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发生过几次大的论争。1920年底发生在上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就是其中的一次。在以前的研究中,由于缺乏资料,对李大钊在这次讨论中的言论和作用涉及较少。文化大革命以来陆续发现的,他于1921年3月写的《社会主义下的实业》和在这前后写给费觉天的信④;尤其1986年发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三篇文章联系起来就比较充分地说明李大钊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的主张和作用,当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与其他人比较所具有的不同之处。

    针对张东荪等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增加富力,使一般人先过上富裕的生活,然后才有条件谈论社会主义”,从而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论点,李大钊指出,发展实业固然重要,但在现存制度下去发展实业,只有强化统治阶级,迫使工农民众付出更多的血汗,其结果使贫富向两极发展,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李大钊还批驳了那种靠军阀政府借外债开发致富的论调,这样去做只能进一步促进中外统治阶级的结合,强化军阀统治,带给人民的只能是更大的灾难。他主张从世界范围考察中国改造的道路,虽然中国经济很不发达,但早已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中,中国人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⑤因而也已卷入世界“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⑥在这种形势下还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想由人家起首的出发点,按着人家的步数走,犹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不仅“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⑦因此,中国要真正发展实业,必须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推翻军阀统治,抵抗世界资本主义,政治上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依社会主义经营实业。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李大钊得出了“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⑧的结论。
 
    在这次讨论中,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特别强调要加强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弄清社会主义的真正意义及其在中国实行的方法。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奋斗的目标,解决到达这一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则是困难而又麻烦的事情。为此他于1920年12月2日,邀集北京大学“有信仰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⑨编辑社会主义丛书,翻译各国社会主义名著,请人作社会主义的演讲,从普及社会主义知识入手,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方法。这与当时有些人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二十年内全国变成社会主义组合”的态度不同,他强调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困难和要对社会主义作深入的研究。与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一样,李大钊在当时没有认识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方法和道路,但李大钊这时确已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对研究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和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的主张,有其重要价值。

二、领导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工的索欠索薪斗争

直皖战争之后,北京政府的财政实权仍掌握在旧交通系手中,使刚刚上台的靳云鹏内阁的财政发生困难。在这种形势下,曹锟吴佩孚却继续扩军备战,推行武力统一,收买政客走狗,为实行独裁统治加紧活动,致使本已十分窘迫的中央财政更加困难。1921年春靳云鹏内阁竟然断绝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⑩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使北京国立八所高等学校的正常业务无法维持,教职工的生活陷入难以为继的地步。八校的教职员被迫于1921年3月14日举行罢教罢工,后来又愤于政府言而无信,无支付拖欠教育经费和教职员欠薪的诚意而决定总辞职。近年发现的《中国教育界的困境》一文,就是李大钊为这次总辞职向新闻界发表的谈话。
 
    李大钊是这次大规模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他为争取中国的教育权和教职员工生存权的斗争付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为领导斗争而组织的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每校3人),李大钊同时被北京大学和女高师推为代表,先后担任新闻股办事、《半周刊》主编,并在马叙伦生病期间长期代理主席职务。这次索薪斗争历时4月余,正式会议76次,加上临时会议共百余次,几乎天天有会,李大钊总是每会必到。他还数次率代表到教育部和国务院请愿。6月3日,在国务院立等7小时未得接见,代表坚行进入,遭到军阀毒打,马叙伦、李大钊等数十人受伤,马叙伦因伤住院后,李大钊再度代理主席职务,领导联席会与政府交涉并通过多方面工作取得广大学生和社会各界的谅解与支持。他对公众事业的热心及与反动当局的斗争精神深受同人的信赖和尊敬。

    关于这次索薪斗争的消息,虽大量见于当时北京的主要报刊,但联席会的机关刊物《半周刊》已无处查寻,因此发现李大钊的这次专门谈话,对系统地了解这次斗争的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1919年他就指出,教职员因薪水问题罢工,是“光明磊落的要求生活权”,是“很体面很正当的事”⑾。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更用不着用冠冕堂皇的话去责备他们。李大钊在这次谈话中声明,教职员的罢教和辞职,出于万般无奈,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世界上断绝教育经费、使教育陷入一片黑暗的状况,除了当时的中国恐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国家了。因此在军阀政府统治下,中国教育完全绝了发展的希望,人民决不能再对这种政府容忍姑息,从而把教职员维持教育权、生存权的斗争与中国共产党反对军阀统治的纲领联系起来。

    最后还应指出,正是在这次索薪斗争紧张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将要在上海召开,据当时出席会议的北京代表刘仁静回忆,李大钊未能出席会议与他处于领导这场斗争的重要位置而不能分身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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