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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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发现的李大钊遗文及其价值
作者:韩一德 李维斗 查看: 时间:2007-8-29 13:34:41 【

    四、关于与孙中山、吴佩孚的会谈

1922年8月下旬,李大钊出席中共中央杭州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李大钊在杭州会议之后即到上海与孙中山举行多次会谈。当时孙中山受到陈炯明叛变的打击陷入困难和苦闷之中,会谈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提到“钊曾亲赴上海与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但这些会谈具体谈了些什么,以前未见文字材料。近年发现的《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一文,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孙中山在会谈中阐述的有关中国时局和国民党改组的意见,为研究国共合作史提供了新的材料。

    关于时局,孙中山首先从北上问题谈起,认为“如若能恢复民国八年的国会,又能恢复当时的非常总统,我的北京之行也许必要;但目前已把民国六年的国会恢复了,我本人就连打破这‘六年国会’、恢复‘八年国会’的一点武力都不掌握,所以北京之行既已失去必须去的任何理由,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了”⒀。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盘踞北京的直系军阀打起“恢复法统”的旗号,召集部分旧国会议员,恢复了民国6年张勋复辟时被解散的国会并邀请孙中山北上,这样做一面为驱逐徐世昌,选举曹锟当总统铺平道路,同时也将孙中山在1919年为护法建立的广州非常国会置于非法地位,孙中山当时处于失败和困难中,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因此北上也就失去了必要和可能。关于统一中国的方法,孙中山坚持“恢复合法的国会、护法总统、护法政府,与此同时使中央在事实上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以此来削弱各督军的势力”⒁。他还主张通过扩大县自治,用中央和县的两级权力,抵制各地军阀的“联省自治”。

    孙中山在主张加强兵力于中央实现全国统一的同时,进而提出组织强有力的政党,为此要改组国民党,吸收更多的工人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一方面要讨论政治手段的运用,作一般政党应作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把国民党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孙中山最后表示,企望通过短暂的统一实现中国的永久和平是不现实的,只有依靠改组后的国民党、依靠四万万民众的觉醒和真正群众性的改革,才是振兴中国的唯一途程。

    李大钊与孙中山会谈后即到洛阳与吴佩孚会谈。在文章中,他否认了吴佩孚将移驻郑州,直奉再开战端的谣传,说吴佩孚正在实践工兵政策,每日进行练兵和植树,并有邀请孙中山出任工兵会长之意。当时的吴佩孚正标榜“民主统一”、“保护劳工”、“兵工政策”,李大钊这时也在谋求反对督军割据前提下的孙吴合作,建立以直系为主的统一中央政权。为此他曾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向,在争取吴佩孚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过多次接触。包括1922年5月联合胡适、蔡元培等知名学者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也是争取吴佩孚的一种努力。1922年10月他又陪同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到洛阳继续与吴佩孚会谈。⒂同时李大钊利用当时有利的政治环境,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和以铁路工人为主体的北方工人运动,为大革命时期北方群众革命高潮打下了基础。
  吴佩孚的暴露有一个过程,李大钊对吴佩孚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二七惨案的发生,彻底撕掉了吴佩孚的假面具,工人的鲜血使李大钊认清了吴佩孚的反动本质,此后他开始集中全力于联合孙中山,为推翻直系为代表的军阀统治而斗争。本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这一复杂的过程,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史料。

五、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形势及其战略策略

1924年,李大钊率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李大钊这次在苏联期间发表的言论,过去只有1924年9月,他从苏联寄回的两封信⒃。近年,苏联学者整理发表的李大钊在共产国际五大的报告和其他文章演说,为考察李大钊这次苏联之行和他关于中国形势和战略的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谈到中国当时形势,李大钊说:“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帝国主义用来表演的大舞台”,⒄军阀内战不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劳动人民陷入死亡边缘。军阀集团间的争夺,反映了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国人民承受着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争夺的影响,为此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动员人民起来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在这个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发动一个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统一的政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⒅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实现的国共合作,把中国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国共合作改变了国民党过去只“借助武力扩大地盘不懂得搞群众运动”的致命缺点,唤起民众的革命精神,使它成为革命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向大众解释清楚国内战争的起因和意义,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团结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国民党左派力量,增强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竭尽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进行的反帝反军阀革命战争。
  在苏联的各次谈话,李大钊还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国际性质,借共产国际大会和在苏联的条件,广泛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理解,以取得苏联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援助。
  这里应特别提到的,是最近发现的李大钊《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1925年2月14日),是一份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件。这封信要求共产国际赠送“所有出版物”以及出版机构“准备出版的新出版物”给中国共产党。同时,要求与其他共产党交换出版物。李大钊准备建立起一个党的新型图书馆,“以馆藏与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运动有直接关系的图书、小册子、杂志和报刊等。”1924年11月,李大钊从苏联回国后,担任中国北方党组织的繁重领导工作。为了加强党的政治教育,李大钊早在四大前就开始筹办党校。党的四大召开后,为了贯彻中共四大加强群众工作、加强党的组织和宣传教育工作以适应大革命发展的新形势的精神,他加快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他在《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中报告说“共产党北方支部执行委员会,为了对党员进行更全面和系统的教育,任命了一个党的教育委员会”,并决定建立图书馆,馆藏与共产国际有关的读物。随后,又办起了党校。
  李大钊指导北方中共党组织的工作,加强了与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认真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结合中国的斗争实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自己,有力地推动了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妇女出版社)

① 见《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②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③ 《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6期。
  ④ 费觉天以《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为题发表于《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见《李大钊文集》(下)。
  ⑤⑥⑦ 《李大钊文集》(下)第454页。
  ⑧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⑨ 《北大日刊》1920年12月4日。
  ⑩ 国立专门以上八校为: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美术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⑾ 《李大钊文集》(下)第175页。
  ⑿ 《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1页。
  ⒀⒁ 《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4页。
  ⒂ 参见《白坚武日记》。
  ⒃ 即《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0日发表的《苏联民众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发表于《中国工人》第4期的《上海的童工问题》。
  ⒄ 《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6期。
  ⒅ 《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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