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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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孙中山-中国民族主义革命
作者:龚书铎 黄兴涛 查看: 时间:2007-8-29 15:13:17 【

65年前,李大钊曾“因列宁先生想到中山先生”,将孙中山与列宁的思想、精神与品格“比较的看”,由此说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期望国共两党人士精诚合作、致力于国民革命。今天我们也因中山先生而想到李大钊,拟将他们二人联系起来看。希望以他们彼此关系的角度引发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以加深对这两位革命家及其有关历史内容的认识。

一 孙李交谊与国共合作

孙中山和李大钊,分别是与国共合作最有关系的两党领袖,对他们二人彼此的交往和友谊进行考察,于我们认识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初期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同李大钊的最早交往发生在1919年。她说:“早在1919年,他(指孙中山——引者)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他看到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1)可惜她没有对此提供具体的证据。从孙中山在五四前后的思想状态和行为来看,他和李大钊在1919年有过接触是存在可能的。经过一次又一次革命的失败,尤其是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都不足靠,从而陷入到深深的失望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他带来了启发和希望。从1918年开始,他就与苏俄有了表示合作愿望的书信来往。而他个人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兴趣,则是早已有之。五四前后,他的最亲密的助手朱执信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列宁,善意地介绍苏俄,从这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孙中山对人们研究马克思、列宁感到高兴之事确属不误。在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爱看《每周评论》,且有营救陈独秀和胡适的举措。(2)之后又派戴季陶、沈玄庐创办《建设》和《星期评论》,以共同致力于新文化运动,而戴、沈等人皆与李大钊相熟识。上述这一切都说明在1919年间,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巨子、热情介绍苏俄、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李大钊不会感到陌生,且有可能接触。但是,这种接触即使有过,恐怕也不会多,更不会很正式。直到1922年8月以前,李大钊在文章中似乎都未曾提到孙中山的名字。1921年夏,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希望见到孙中山与其商谈合作事宜时,李大钊不是直接给孙中山写介绍信,而是请求蔡元培帮忙予以介绍。(3)这也说明,在此之前,孙李之间并没有什么正式的交往。

孙中山同李大钊的正式接触,是1922年8月在上海的那几次著名会谈。这些会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已作出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之后,李大钊奉组织的委派而行的。在此之前,李大钊对中共中央作出这一决议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底,马林同孙中山商谈了扩大国民党和建军等问题之后,在回国之前,曾与李大钊等中央同志多次交换意见,讨论关于联合帮助国民党的问题,并取得了李大钊等同志的大体同意。1922年5月,中共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7月又召开了“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在这两个文件里,中共赞扬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真诚地批评了它对内对外政策的动摇性,并表示愿意邀请国民党等全国革新党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8月,马林重来中国,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指示。为此,中共中央于8月下旬特别召开了杭州会议,对此进行议决。据陈独秀回忆说,当时他和李大钊、张国焘等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4)。但张国焘的回忆则与此不同,他说当马林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中共当时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李大钊最为赞同,经他向其他人进行“疏通”工作,最后才形成了决议。(5)从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活动来看,张国焘的回忆似更真实。1922年前后,李大钊正热心于搞民主联合战线工作,他认为在坚持共产党彻底革命的纲领的同时,也不妨在改造中国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上谋求“调和”的统一行动。1922年8月,李大钊从上海到杭州参加西湖会议前,曾给胡适写过一信,信中说:“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 (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裂。……《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6)由此可见,李大钊在参加西湖会议前即持联合孙中山的态度。

西湖会议后即1922年8月底,李大钊受中央委托,专门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热情地接待了他和同去者。此时避居上海的孙中山,经陈炯明叛变的打击后,不仅与苏俄和中共合作的愿望加强,而且同时也有着与北方军阀妥协的念头。因此,他对于李大钊这样一个既有学识又有广泛政治接触的人表示欢迎,是毫不足怪的。但李大钊与孙中山商谈的主题则仍是国共合作。后来,李大钊在《狱中自述》第三稿中回忆这段事情时写道:“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在《自述》的初稿中,“亘数时间”一句之后,尚有“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7)之语。由此可见,孙中山与李大钊二人谈话投机、情志相契的程度。

经过这些会谈,孙中山与李大钊之间的相互了解日益加深。尤其是孙中山,他认识到像李大钊这样襟怀坦白,立志改造中国的共产党人要求共同合作、振兴中华的真诚愿望,也从李大钊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强烈地感受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需要注入共产党这样的新血液。在孙中山眼中,李大钊还是个学识渊博、有勇有谋、思想明晰、朝气蓬勃而又脚踏实地的真正的值得钦敬的革命同志。因此,当他还在与李大钊会谈期间,就迫不及待地要求李大钊马上加入国民党,好立即帮助他进行改组工作。在李大钊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时,他又当即答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帮助我。”(8)这样,李大钊就作为共产党员最早地加入了国民党。

在此之后,孙中山开始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加快了联俄联共的步伐,而李大钊则进一步成为其间的一个重要桥梁,并得到了孙中山的极大信赖。1923年初,孙中山邀请李大钊参加了为时6天的孙文越飞会谈,并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孙中山与李大钊之间过从甚密,建立起了真挚的革命情谊。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各自党内的不同意见,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以维护和推动这一宝贵的开始。
 
    1923年初,李大钊针对共产党内一些同志对国共合作的前途表示悲观的情形时指出,尽管国民党现在很腐朽,但是“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确定它的政策方针,还是大有可为的”(9)。1923年四五月,他又先后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和《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两文,为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制造舆论。在前文中他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努力于普遍全国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在后一文中,他认为社会改造必有一个中心,国民党现在的实力还很不足,但是“这个团体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如果我们对之进行适当的改良,它还是可以担负改造中国中心的使命的。李大钊的这两篇文章既说服了党内同志,又鼓励了孙中山及国民党改组派。

孙中山在国民党内也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在说服不听的情况下,他则对一些顽固坚持反对立场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打击或将其调离党务岗位或听任其辞职,直至不惜将其开除出党。从而表明了他对国共合作的坚决态度。

1923年夏,孙中山特地邀请李大钊赴广东,共商广东革命政府外交政策的有关问题。年底,又同他一起具体研究有关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事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会前,孙中山亲自指派李大钊作为北京地区特别代表出席。会议期间,他又以主席身分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李大钊还担任了其他三种审查委员,并专门作了一个有关国共合作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驳斥了“国内有党”、“跨党”等右派谬论,明确说明了共产党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和意义。他的报告,受到了孙中山及其左派的支持,使得右派分子的阴谋流于破产。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还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最终确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后补中央执行委员。自此,孙中山与李大钊一起磋商、筹划,广大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而得来的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建立。

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回到北方开展工作,不久就成为北方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物。在孙中山北上病重期间,李大钊还被任命为九个政治委员会委员之一,享有很高的地位。国民党右派为此大为不满,叫嚣什么“以共产巨子式之李大钊等为委员……实深诧异”(10)。殊不知这正是孙中山的英明决定。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逝世。临终前,他留下了三份遗嘱,其党务遗嘱写道:“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反映了国共合作的基本精神。李大钊参与了这项遗嘱的草定工作。

从1922年8月至孙中山逝世,孙、李之间始终互相敬重,精诚相交,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宋庆龄在回忆孙中山对李大钊的情谊时曾真实地写道:“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在同共产党进行合作以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一回到华北以后,就担负了国共两党在那个地区的领导任务。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会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11)。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敬重和亲情,则更有过之。他在1924年所写的《人种问题》一文中,称孙中山为“我们革命的先锋”;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中,又尊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老祖”,并动情地介绍了苏俄人民对孙中山流露出来的“诚敬的钦感”。1924年6月,当李大钊得知路透社恶意制造孙中山逝世的谣言时,他怒不可遏,坚决主张“将那些造谣生事的,侮辱中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驱逐出境,一个不留,才是正办”(12)。至于孙中山逝世后,他对孙中山的深切怀念和高度评价,则更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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