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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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婚姻家庭观
作者:吴美华 刘星星 查看: 时间:2007-8-29 15:22:16 【

婚姻家庭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受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风尚的发展。既然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其斗争锋芒必然会指向中国千百年延续下来的封建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观,在当时,反对“三从四德”,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开始形成风气。知识分子中的青年男女对婚姻家庭制度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些人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提出了废除家庭、脱离婚姻的主张。同时,社会上也存在着一股反对自由婚姻,拚命维护旧的家庭制度和家庭伦理关系的逆流。这一问题的争论和斗争,实质上是用唯物史观还是用唯心史观认识和分析婚姻家庭问题,改革还是维护孔门伦理赖以存在的旧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问题。

李大钊从反封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在《不自由之悲剧》、《战后之妇人问题》、《废娼问题》、《妇女解放与Democracy》、《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理想的家庭》、《现代的女权运动》、《平民主义》等文章中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观点,并对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以及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婚姻首先要以爱情为基础

李大钊把“真正之爱情”列为家庭应有之条件,指出,家庭“首以自由结婚为之根据”。①他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数千年来以政治目的、家世利益为联姻决定性因素的旧式婚姻,指出:“若其家庭之建筑,不基于男女两性之自觉的恋爱,而或为门阀所限,或为金钱所动,或误信于媒妁,或听命于父母,则其婚姻之关系,不成于人而成于物,不因于情感而因于势力,男女之当事者,非为其自身而嫁娶,乃为他人而嫁娶,非为其人生之幸福而缔缘,乃为其门阀之地位而缔缘,其间不生虚伪之罪恶,必兴悲怆之怨诟,将缘而适以为孽,爱而反以成仇矣”。②他认为,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是造成无数家庭悲剧的根源。针对“有发生爱,未必能结婚,结婚者未必有爱情;或结婚以后,尚有其他恋爱者”这种爱情与结婚不一致的矛盾现象,他公开主张:“吾人苟遇有如此情形,皆应彻底离婚或结婚,以实现爱与结婚一致,使一家之中,全充满爱之空气”。③这就深刻揭示了爱情与婚姻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怎样才能做到以爱情为基础?李大钊认为,唯一的途径是自由恋爱。他说:“恋爱为人生之真境”,“其自由之权,当一操之本人,乃为天经地义不可或违”,绝不可以“以恋爱为轻,自由为妄,婚姻惟听诸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父母者,只宜于家庭教育稍加注意,示以择人寻配之准则,俾勿轻陷入情魔爱网之中,于义已足,决不可更进一步,代居子女之地位而为之缔婚,以伤其神圣,夺其自由。在社会亦当顾时代思潮之大势,可以指导之不可阻挠之,可以促其注意而不可吝其同情”。这样,青年男女才能够“循其自然之良知,秉其纯洁之真情,以自创一高尚美满之境遇,自造一温柔和乐之家庭”。④他还主张男女社交公开,广泛接触,加深了解,从众多的人中间选择,即“利用最多之机会,为丰富之交际,于千百中选一耳”。⑤同时,李大钊特别强调,一方面“应该让一般男男女女知道这爱的力量的伟大”,“应该慎重着些,不可太儿戏了”。另一方面,也“应该让人知道爱情是有变动的”,“爱情一有转移,婚姻关系可以自由解除与缔结”。他还说,那些因爱情转移而解除了婚约的人,“不必以此为耻辱”,因为“这与名誉丝毫无损”。至于那些失恋的人“亦要达观些”,因为“恋既不存了,那以前的痕迹都是些幻梦与泡影”,“为幻梦与泡影而牺牲而殉死太不值得了”。⑥对社会上旧势力、旧思想的代表顽固抵御新思想的行为,李大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北京广德楼剧场演出了轰动一时的新剧《自由宝鉴》。该剧描写一对青年男女不听家庭规劝,自由恋爱,婚后误入歧途,两人临死时表示忏悔,说不该误听新说。这是一个地地道道宣扬封建旧道德的典型。李大钊听到一些朋友观剧后的反映,也抽时间去看戏。观后,他十分气愤,专门写了《不自由之悲剧》一文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以示抗议。他说:“如此剧中所陈者,允为不自由之结果,允为社会不与同情之所致,家族专制之所迫,而与自由婚姻无关。”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种逆乎时代潮流之演剧,固足以代表目今中国社会之旧思想;而以演剧之功用言之,抑锐新之思潮而保旧腐之传说,实为社会所不取,亦为现代文明所不许。”这个剧的“终结之的,不在促进锐新之理想,而在维持因袭之道德,不在助益进化之机能,而在保存守旧之势力”。对于敢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青年,李大钊则是竭力支持。李大钊高度称赞为抗拒包办婚姻从家中逃出来献身革命的觉悟社成员郭隆真,说她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号召女青年向她学习。

李大钊不仅鼓励青年婚姻自由,也赞成寡妇、鳏夫有再婚自由。他在《自然与人生》中曾记叙了这样一件事:李大钊有位本家的哥哥,病死后除去欠人家的零星债务,撇下妻子和一个儿子。这位妇女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贞守节烈,忍饥挨饿,默默拉扯着自己的儿子,耐了三年的困苦,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她只好带着儿子改嫁了。后来,她的儿子长大了,认为母亲的改嫁是一种耻辱,竟抛弃了自己的母亲,回到本族的叔叔家里,而且再也没有去看望过那在艰难困苦中把他养育成人的母亲。李大钊知道这件事以后,对那位寡妇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再三规劝本家侄子一定要去看看他的母亲。李大钊由此而发出这样的疑问:“是人情的凉薄呢?还是风俗习惯的残酷呢”?他曾忿忿地对家里人说,男人死了妻子可以再娶,妇女死了丈夫为什么不能再嫁呢?寡妇生活不下去,重新嫁人完全合乎情理,这有什么不光彩的!还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要鄙视“走道”(即改嫁)的寡妇,辱骂失去了父亲的孩子。
 
    必须实行真正的一夫一妻制 

    婚姻形式是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方面,对于家庭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婚姻的发展经历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即群婚制、对偶婚制和一夫一妻制。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相适应李大钊在《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一文中指出:“一夫一妻之制,衡诸天理人道,最称允当,不可渝犯”。并且揭露了我国“一方则有禁止重婚之法律,一方则欲保存蓄妾之恶风”的社会矛盾现象。他在《理想的家庭》一文中,简略考察了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制度发展的历史,指出:“一夫一妻之制,古来最尚,有百年偕老之格言,最属难得!”把实行一夫一妻制作为家庭的重要条件。

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都是以男女不平等、丈夫统治妻子为特征的,都“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⑦,实质上只不过是对妻子单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已。李大钊从尊重妇女人格和实现男女平等出发,主张实行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坚决禁止买卖妇女,禁止纳妾。他还专门写了《废娼问题》一文,从尊重人道、尊重恋爱生活、尊重公共卫生、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和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五个方面论述了废娼的必要性。他特别指出:“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纯洁、崇高,不可强制他、侮辱他、污蔑他、屈抑他,使他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社会上若许公娼存在,男女间恋爱生活的价值必然低落,恋爱的自由必为不正不当的势力所侵犯,致令一般人对于恋爱起一种苟且轻蔑的心,不在人生上求他,却向兽欲里求他,不但是侮辱了人权,而且是侮辱了人生。”他认为废娼问题,“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⑧家庭成员之间应建立民主的新型关系

“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是李大钊的重要思想之一。李大钊不仅把它看作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一种社会潮流,而且把它看作“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是一个气质,是一个精神的风习,是一个生活的大观”。⑨因此,他认为“平民主义”充满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包括家庭。把民主主义引进家庭,这是李大钊思想的独到之处。家庭作为在一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由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而形成的亲属间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是家庭成员之间思想感情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诸方面因素的结合。而以往的家庭成员之间都是不平等的,压抑个性的。李大钊从小亲身经历和目睹了旧式封建家庭纠纷重重的情形,特别向往在家庭内部关系上(夫妻、父子、兄弟姐妹)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民主的关系。他认为,“理想家庭最要之条件,就是Democracy平民精神”。家庭成员之间应是完全平等的,“无父系母系之分别,亦无男女性之界限,乃共力合作,而组织良好家庭,无有特别之权利,对于孩提,亦不宜加以压制,循循善诱,更当尊重实行民治之条件”。⑩李大钊特别重视妇女解放在实现民主主义中的地位。他说:“在妇女没有解放的国家,绝没有真正的‘平民主义’。⑾认为,“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实现”。因为“第一,一个社会里如果只有男子活动的机会,把那一半的妇女关闭起来,不许他们在社会上活动,几于排出于社会生活以外,那个社会一定是个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干燥的社会,断没有Democ-racy的精神”;第二“那真正的Democracy不是男子所行的民权民主的政治,乃是人民全体所行的民权民主的政治。这里所谓人民全体,就是包含男女两性在内。社会上一切阶段都可变动……独有男女两性是一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Democracy比什么都要紧……这妇女解放的运动,也比什么都要紧”。⑿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个公正的娱快的两性的关系,全靠男女间的相依、平等与互相补助的关系,不靠妇女的附属与男子的优越。男女各有各的特征,全为对等的关系,全有相与补足的地方。”⒀他说:妇女“在社会上也同男子一样,有他们的地位,在生活上有他们的要求,在法律上有他们的权利,他们岂能久甘在男子的脚下受践踏呢?”⒁他还把妇女对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对于亲长要求解放的运动,称为“平民主义化的运动”。这就把妇女摆脱在家庭中的附属、被支配、被奴役的地位与妇女在整个社会上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把民主主义在家庭中的实行与在全社会实行紧密结合起来了。

家庭结构应以小家庭制度为宜

我国的封建家庭是父系家长制大家庭。在这种大家庭中,一般都有一位年老的男性长者作为家长,家庭成员包括家长的妻子、儿子、儿媳和儿子的后代等,常常是几世同堂。这种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大家族制度,是中国封建家庭制度的一大特点。李大钊深刻分析了大家族制度产生的原因、地位与作用。他说:“中国以农业立国……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他还说:“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结。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⒂他还揭露了大家族制度的种种矛盾和虚伪性,预示了大家族制度瓦解的历史必然性。李大钊说:“中国古代,九世同堂之风尚矣!夫一代同堂之家族,其复杂已不可言状。兄弟也,姊妹也,嫂叔也,姑嫂也,其间自难免有间言,不应接近者,而强聚于一堂,其苦痛有难言之隐,徒表面上好看耳。”⒃他认为,从前农业经济时代,把家庭成员包容在一个大家族里,“于经济上很有益处,现在不但无益,抑且视为重累了”,“因为经济上困难的结果,家长也要为减轻他自己的担负,听他们去自由活动,自立生活了”。⒄这样,大家族制度的瓦解,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家庭形式总是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发展变化的。中国近代社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自然经济和大家族制度的逐步瓦解,家庭结构应采取怎样的形式呢?李大钊认为:“吾人理想所组织之家庭,除夫妇及子女未婚嫁者,可以同住,子女已婚嫁者,亦宜别居,盖子女虽为至亲,至其别有爱人,当然不如前日一片赤子之心,父母之爱,己移与夫或妻,苟长相聚,则未必感情能久维持。”⒅李大钊提出的建立“小家庭之制度”的观点,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它不仅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避免大家庭内部因财产等问题产生的种种纠纷和感情纠葛,而且有利于培养家庭成员的个性,巩固夫妻感情。这种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观点,也揭示了现代婚姻家庭发展的趋势。  提倡尊敬赡养老人,主张实行儿童公育,重视家庭卫生及美育教育李大钊还很注意青年人与老年人的关系问题,强调要发扬中华民族养老孝亲的传统美德。他在《青年与老人》一文中,批判了轻蔑老人的“蛮僿社会之恶风”,指出:“青年贵能自立,尤贵能与老人协力;老人贵能自强,尤贵能与青年调和”。认为青年人与老年人各有所长,只有协调好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共促社会的发展。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伦理课时,批判了封建主义的“孝道”,提倡要尊敬和赡养老人。他说:我们今天所以反对孝道,是因为社会的基础已经起了新的变化。孝道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子女与父母的关系的好坏,也要看双方的感情如何,不是可以用孝道束缚得住的。我不主张儿子对自己行孝,可是我却疼爱自己的老人;因为他抚养了我,教育了我,为我付出过很大的心血。疼爱自己的老人,这是人之常情,不能算是孝道。当有个同学问道,要是我的老人对新思想不能接受,该怎么办呀?李大钊回答说,对待这个问题不能急躁。对于老年人,只有用说服的方法来批判旧道德,并向他们解释新道德的意义,不要生硬地强迫他们接受新思想。⒆这就划清了封建“孝道”与养老孝亲的界限,在批判旧道德的同时,提倡新道德,提倡发扬那些对社会有进步意义的传统美德,而不是把一切都批掉。

李大钊竭力主张实行儿童公育,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社会学的时候,讲了不少这方面的理论和设想。他认为,中国只有大批开设托儿所、保育院、幼儿园,才能把千千万万受压迫的妇女,从封建的家庭中解放出来。1924年他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在莫斯科参观了大约两个半月。他特别注意了解革命胜利后苏联少年儿童的情况,参观了不少工厂附设的婴儿室、幼儿园和孤儿院、儿童村等。回国后,他对子女谈起观感时激动地说,我们中国将来一定要这样做,妇女才能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⒇李大钊也非常重视家庭卫生及美育教育。他在《理想的家庭》中专门把“家事之研究”作为一个问题来讲,指出:“卫生须近于科学,教育须近于原理”,“审美之生活,亦属必要!如音乐及他种之设备,要以有美化为归”。

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解决中国婚姻家庭问题,批判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封建伦理道德。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论述中,最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五四运动前期,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宣传,主要是对唯物史观从理论上作初步的系统介绍。在五四运动后期,他则着力把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对中国历史与社会问题的研究上。他对婚姻家庭问题的论述就反映了这一特点。他把婚姻家庭问题作为整个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从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出发,揭示了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论述了婚姻家庭的基础、家庭的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并指出改造婚姻家庭制度的根本途径在于破除旧的经济制度,改造旧的生产关系。他说:“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21)从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驳了维护旧式家庭和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破坏家庭的唯心主义观点。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一面旗帜,他在阐述婚姻家庭观的同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思想的核心——孔门伦理道德。从前面李大钊有关论述中便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他坚定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企于自然进化之程,少加以人为之力,冀其迅速蜕演,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22)并明确宣布: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23)李大钊比同代其他人高出一筹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把对封建道德伦理的批判局限于其本身,而是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深刻揭示了孔门伦理的本质及其在封建社会长期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必将被摧毁的历史必然性。《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些思想。

李大钊深刻地指出,道德的基础是物质,而物质是指社会经济而言,孔门伦理道德是以中国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大家族制度。他说:“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24)他进一步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25)李大钊认为,圣道、王法、纲常、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26)中国近代,随着封建主义农业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的全面动摇,大家族制度也随之动摇起来,“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27)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李大钊的某些观点“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28)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当时人们正与“吃人的礼教”进行着殊死的斗争,正为从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精神枷锁下争脱出来而欢欣鼓舞,在这种情况之下,言论上有些偏激,是可以理解的,是合情合理的。尽管如此,从总的方面来看,李大钊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观点,即使在今天,也还是相当先进的,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此外,他的论述比较全面,比较科学,并且较早地将唯物史观运用到婚姻家庭理论的科学研究上来,因此,我们称李大钊为中国婚姻家庭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还是恰如其分的。

(1)(3) 《李大钊文集》(续)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89版。
  (2) 《李大钊文集》(上)第454页.
  (4) 《李大钊文集》(上)第455页。
  (5) 《李大钊文集》(续)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 《李大钊文集》(下)第553—55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8页。
  (8) 《李大钊文集》(上)第679—680页。
  (9) 《李大钊文集》(下)第588页。
  (10) 《李大钊文集》(续)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1)(12)(13) 《李大钊文集》(下)第604页;第102-103页;第516页。
  (14) 《李大钊文集》(上)第635页。
  (15) 《李大钊文集》(下)第178页。
  (16) 《李大钊文集》(续)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7) 《李大钊文集》(下)第183页。
  (18) 《李大钊文集》(续)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20)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71页;第108页。
  (21) 《李大钊文集》(下)第37页。
  (22) 《李大钊文集》(上)第264页。
  (23)(24)(27) 《李大钊文集》(下)第182页。
  (25)(26) 《李大钊文集》(下)第179页;第151页。
  (28) 鲁迅《南腔北调集》第92页。
                                            《李大钊研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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