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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毛泽东
作者:王世儒 查看: 时间:2007-8-29 15:05:08 【

五四时期,李大钊和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过一段一起共事的经历,后来,两人又长时间保持密切的交往。正是由于有了这段经历和后来长时间的密切交往,毛泽东才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为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为毛泽东后来的一生革命征程奠定了基础。因而,毛泽东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

关于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作用,已在不少文章中多有论述。但在其中有的问题上,因为所据材料不同,存在不同的说法,令人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在论述的过程中,对存在的不同说法,考究原委,辨订讹误,力求拿出合于历史真实的看法,以供研究中参考。

一 李大钊为毛泽东提供了在北大任职的机会,使毛泽东得以在北京大学旁听课程

1918年夏,毛泽东自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为了解决继续求学的问题,他与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了一批青年,准备赴法实行勤工俭学。同年8月19日,毛泽东和二十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到达北京。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系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所发起组织,其最初的对外联络机构,即设在北京大学。毛泽东第一次到京,也就是到达了北京大学。自此时起到1919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了约有近半年的时间。

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传播的中心,也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场所,尤其是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正以震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向人们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使胸怀救国志向的热血青年看见了一条寻求真理的道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空谷足音,吸引了青年的毛泽东,以致使他作出了不想去法国留学的抉择。他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1)这就是说,毛泽东此时已决定留在北京大学一段时间,以便汲取思想营养,研究自己国家的问题。

毛泽东既然决定留在北京大学一段时间,首先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生计问题。他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2)李大钊为毛泽东安排了图书馆的工作职位,这就使毛泽东解决了生计的问题,可以留在北大,因而也就创造了毛李两人经常接触,一起共事的机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任职的时间、职务及待遇等,存在不同的说法。这是应该加以澄清的。如蒋梦麟在回忆中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候”,“月薪十七元”(3)。不少研究文章沿此说法,并据此认为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职时间是“1918年9月”。这些都与史实有出入。

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事在1919年7月至9月,这是有明确记载的(4),而是时毛泽东已离开北大,两者毫不相关。据北京大学档案中所存的当时工资发放册记载,毛泽东于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2月,先后签收了三个整月的工资,月薪为8元,而不是17元。由此还可以得知,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的任职时间,最早的可能是在1918年11月,而不可能是在9月。但蒋氏所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职务是“书记”,则是准确的。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没有助理员称谓。后来所说的助理员称谓,可能是因斯诺使用英语称谓而来。“书记”是那时北大图书馆的初级职务,享受的是最低一级的工薪。同时还应指出,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职责,也不仅仅是“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和“登记到馆阅报的人的姓名”而已。他自己曾明确说过:“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5),除了此项职责之外,他还同主任李大钊一起整理过书刊,协助张申府登记图书目录等。“张申府曾谈到毛泽东的字很潇洒,登记目录需工整,故让毛泽东重新抄过。”全国解放后,章士钊在向毛泽东谈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时,毛泽东还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6)可见,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很受李大钊的器重,他曾接触过多方面的图书馆工作,不仅使他有了了解当时新书新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有了直接接触李大钊的机遇。

1918年年底至1919年初,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n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等脍炙人口的文章,以饱满的热情把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于中国思想界。是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并与李大钊一起研究、讨论问题,他们所研究、讨论的问题,自然主要的是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毛泽东曾经这样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事实上,那时候李大钊他们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的报纸、刊物、书籍都在。……实实在在,有书为证。”(7)这段话,正是毛泽东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当时的北大图书馆和李大钊的实际工作情况的回忆和说明。

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任职,自然包括了为解决生计问题在内,但是更重要的在于可以留在北大,得以在校内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他曾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8)足见其进北大图书馆任职,也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为了“能够在北大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才是根本的原因。他在北大最先加入的学术团体,应是“新闻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后改名新闻学研究会)是由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教授徐宝璜和著名记者邵飘萍等发起组织,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其成立之初的宗旨是“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材”。毛泽东参与了新闻学研究会第1期的各项活动,听取过邵飘萍讲授的“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课程,以及李大钊、徐宝璜等人的有关讲演。1919年10月16日,北大新闻研究会举行第1期结业式,会长蔡元培到会致词并对学习期满结业者颁发证书,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等32人分别取得“听讲半年的证书”(9)。半年的新闻研究会的学习与研究活动,使毛泽东增长了新闻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并与邵飘萍等人建立了友谊,他曾说过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的话(10),可见交往很深。1921年1月16日新民学会在长沙举行“十年一月常会”,在讨论“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时,毛泽东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11)看来,北大新闻研究会,也曾一度对毛泽东发生过影响作用。

毛泽东还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于1919年1月25日成立,由胡适、马叙伦、杨昌济、梁漱溟等所发起组织。其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一些北大著名教授,曾在该会授课。如胡适讲过“中国哲学”、张颐讲过“康德哲学”、徐炳昶讲过“法国哲学”等等。毛泽东在该会的活动中,学习研究了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内的东西诸家哲学著作,进一步拓宽了知识视野,提高了研究哲学的兴趣。1921年初他谈到个人研究计划时曾明确地说:“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趣,喜欢研究哲学。”(12)
 
    关于毛泽东在北大的旁听情况,因为现在未见更多的记载,尚难作更多的了解。但是,他当年曾千方百计地利用北大的条件,积极参加旁听或各种学术研究活动,是毫无疑问的。1936年9月22日,他自延安致信蔡元培,在信的开头写有“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13),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等语(14),说明他当年不仅在北大校内旁听,而且遇有名人在校外讲演,也是往听必不放过的,他当年在北大学习、旁听的勤奋精神,不难想见。

除了参加包括旁听课程在内的各种学术活动之外,毛泽东还广泛地结识活跃于北大的各方面著名人物,通过与他们的座谈、讨论,了解、比较各种思想、主张,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其中尤以李大钊的思想、观点,对他发生了直接的影响作用,使他“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15)。得到了沿着汲取新知与抛弃旧识的两个方面的同时演进,逐步清理着不良思潮的影响,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日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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