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故居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研究动态 >> 内容
 
从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发展研究
查看: 时间:2010-9-1 10:03:15 【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他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又是一位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他同许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道热切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回顾李大钊短暂的人生,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用其行动画出了一条从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

 放弃民主主义

李大钊出生于清王朝加速走向灭亡的1889年。其家乡冀东,是民族矛盾和阶级冲突的焦点。少年时的李大钊学习刻苦、关心社会,试图寻找一条消灭专制,使民族摆脱危机的道路。
    1907年,19岁的李大钊为“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考入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6年中,“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 辛亥革命爆发,李大钊目睹革命志士为推翻专制统治流血牺牲,特别是老师白亚雨的英勇就义,促使他开始选择革命的道路。1913年4月,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的李大钊,负责出版了《言治》月刊,并以此为阵地,陆续发表了数篇政论性文章。投身到反对封建军阀、争取民主共和的时代大潮中。
    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法律诸方面深入研究日本社会状况和中国落后受制的原因,尤其着力于法制问题的研究。他在日本发起组织爱国团体神州学会,开始了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活动。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留日学生群起反对,公推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文牍干事,起草通电,反对卖国条约。他连夜写成了《敬告全国父老书》。这篇慷慨激昂、义正辞严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6月,李大钊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激励全国人民继续坚持斗争。
    青年时代的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为李大钊日后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对制宪主张的形成起了直接的作用。他热烈追求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改造中国社会,这种民主政治如其所言,是“惟民主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而民主政治的主体,则是“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受日本大正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熏陶的影响,李大钊回国后立即写下了《民彝与政治》一文,提出“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他认为,中国只有信民彝、彰民彝,才能求得一个适宜的政治,“顾此适宜之政治,究为何种政治乎?则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连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不久,李大钊即指出上述的政治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之特征,乃在国家与人民之意思为充分之疏通”。他对民主精神的体认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最先他更多地使用“惟民主义”(或惟民主义),然后使用“民主主义”,再后来则使用“民治主义”,实际上这三个词的意思大体相同。他说:“语其精神,不外使政治体中之各个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其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之中,在国家法令之下,自由以守其轨范,并进以尽其职分,而赴共同之志的。官吏与公民无殊,同为国家之公仆,人人皆为治者,同时皆为属隶,其间无严若鸿沟之阶级。国家与人民,但有意之关系,绝无力之关系,但有公约之束制,绝无强迫之压服。所谓政府者,不过其主要之机关,公民依之以为其实现自己于政治之具耳。政必如是,始得谓之立宪,否则专制而已矣。”
    但是,这种期望通过政治改良而使中国走入现代社会的理想在现实中陷入困境。他在1914年就感叹“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能,谋遏洪涛,昌学而已”。而当1917年张勋再演复辟丑剧时,他更为自己的“理想王国”的破灭而惆怅,“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正如鲁迅所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
    1918年5月,李大钊在一番深沉的观察与思考后说:“中国人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的现象,举国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然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级,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
    中国人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采取更加坚决,更加彻底的革命办法,中国近代社会特别是民国初年的客观现实迫使人们抛弃改良主义。就此而论,李大钊由政治改良到社会革命的思想转变,就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变化的缩影。

确立马克思主义观

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为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李大钊经过不断地求索和鉴别,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前夕,李大钊在《废娼问题》一文中,初步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他指出:“根本解决(娼妓问题)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稍后,在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又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他提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十月革命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行根本解决的结果。在俄国“罗曼诺夫家族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是,李大钊并不认为“根本解决”是可以不受国情条件的限制去任意使用的,他认为:“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锐,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可以用这工具做起工来”。而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指出:中国以农业为本位的民族,因为常定住一处,家族繁衍,大家族制度特别发达;而“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它的表层构造”,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经济组织为基础构造的“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李大钊的思想和主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也反映出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思想特征。这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0年的理想与追求屡受挫折、西方的各种主义在中国惨遭失败之后的第一次深刻警醒。
    李大钊的思想构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提出来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最初方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理论建树。虽然他未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但他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却对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很大影响。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位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以之为中国社会改造指导理论的人,同中国后来产生的大量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有很大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时代只允许他主动地而非被动地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在1919年5 — 6月间,该专栏先后发表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和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李大钊本人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自觉以其为认识工具去观察国家的命运,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开创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局面。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当时他基本上触动了中国革命必须把反帝与反封建的任务结合起来,即首先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主题。李大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家的政府“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李大钊痛斥“巴黎和会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李大钊把国内的封建统治者和为争权夺利混战不休的封建军阀看作是同西方列强没有什么差异的“强盗政府”。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认为中国的情况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不同,提出了在中国首先应该进行推翻封建军阀势力的民主革命的观点。李大钊主张:中国人民进行反帝争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民族战争,就必须同时进行反封建的民主斗争,而在进行反封建的民主斗争时,又必须进行反帝的民族斗争。这就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指明了正确方向。
    李大钊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这一特征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方式,也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的理论重心所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十分突出地传播起来,一方面是由时代特征所决定,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处在国际争端的焦点、国内矛盾激化的社会里,社会历史观更容易被人接受,并运用它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或多或少地含有倾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如李大钊对“庶民”的重视,使他能比较容易地从西欧的革命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群众运动的威力和劳工的伟大,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如果再往深处开掘 ,李大钊早年对“民彝”思想的阐释中,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识,也有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成份的吸收,反映了他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从这样的思想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如此程度的重视是十分自然的。
 

积极传播者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开始的。
    李大钊热情地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敏锐独到的眼光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四篇文章,开启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序幕。他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对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这一胜利“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他满怀信心地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2月,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女高师、师范大学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学”等课程,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坛,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他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主编《每周评论》,成为“五四”前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这期间,李大钊还在《新潮》、《少年中国》、《国民月刊》、《新生活》、《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系统地批驳了胡适的观点。他首先公开表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的告白”,光明磊落地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他号召不仅要宣传主义,而且要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行动。他激烈抨击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运用唯物史观,论证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强调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指导,通过革命实现经济结构的改造。“问题”与“主义”之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对于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李大钊在“黑暗的中国”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炬,率先在一片荒原上披荆斩棘地开出一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哺育了一大批杰出的共产主义者,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破了民国初年社会和思想界的沉闷气息,民族精神获得极大振奋。李大钊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写的诸多热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他的遗文都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作者:北京李大钊故居管理处主任 王洁)

返回顶部 】 来源: 【 】 【打印】 【关闭
相关新闻:
·李大钊廉洁思想的主要内容——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
·李大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历史功绩
·从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发展研究
·李大钊与西城
·《李大钊研究论文索引——2009年》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介
·安平:李大钊在河北农村最早建党的地方
·李大钊事略
 
 
故居动态

友情链接
 北京市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
 故宫博物院
 北京宋庆龄故居
 老舍纪念馆
 乐亭李大钊纪念馆
 烈士陵园纪念馆
版权所有 2007 © 北京李大钊故居管理处 开放时间:周三至周日 9:00-16:00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 电话:010-66089208 传真:010-66089208
技术支持:北京创智沟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