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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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西城
查看: 时间:2010-9-1 9:19:49 【

一、 积极反袁敲晨钟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这是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一篇文章中的一段高瞻远瞩、饱含激情又革命精神洋溢的文字。
    这种革命精神充满了李大钊的一生,使他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直隶乐亭(含河北省乐亭县)大黑索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受到革命思潮影响的李大钊异常兴奋,挥笔写出“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的诗句。
    没过多久,袁世凯以武力威胁孙中山让位,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北京建立北洋军阀政权。袁的倒行逆施,使李大钊满腔忧愤,写文《大哀篇》予以痛斥,并揭露袁“假共和,真专制”的面目。
    1913年,李大钊怀着救国之心,为寻找救国之道,东渡日本求学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学习期间,李大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学习期间,李大钊发起组织神州学会,进行秘密的反袁活动。在袁世凯准备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时,李大钊发表《警告全国父老书》,疾呼“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当蔡锷组织云南护国军打出讨袁义旗时,李大钊积极筹措军銄同时,组织神州学会会员回国参加讨袁斗争。李大钊的爱 国炽热激情、拯救祖国的壮志豪 情,淋漓尽致地流露于他送友人回国讨袁的诗中:“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
    1916年7月,李大钊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后,担任《晨钟报》总编辑,与单身朋友合住于西单皮库胡同。李大钊以锋利的文笔猛烈抨击北洋政府军阀、官僚、政客的腐败。同时,李大钊期盼,震响晨钟,“欢迎呱呱坠地之中华”;希望青年在创建“青春中华”的路上,“无‘困难’之字”,“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


二、 传播马列第一人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迅即接受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成为了传播马列主义的第一人。
    此时的李大钊,已受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同时,生活有所改善的李大钊,将河北老家的妻子和孩子接到北京,定居于西城闹市口回回营2号(今闹市口南街上号)。
    “十月革命”的成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空前地触动了中国的知识界。李大钊兴奋而如饥似渴地搜集着有关“十月革命”的一切信息。1918年7月1日在《言志》季刊第三册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中说:“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迴非可同日而语。”此为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1918年底,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胜利》。李大钊在文章中明确地宣称:一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是“列宁(Leni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讴歌“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此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更加深入和系统。不但在《晨报》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还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连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概括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3个组成部分,成为中国最早的全面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述。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知识界倍受推崇和信仰的“显学”。
    毛泽东在1918年第一次到北京时,经恩师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阅读了许多新书刊,结识了不少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李大钊更给他以直接的影响,从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加快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经过多年的革命实践,毛泽东成为了一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关于李大钊对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功绩,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李大钊选集》中,收录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的一首诗给予了高度概括: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在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同志说: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当封建军阀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洪水猛兽加以禁绝,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攻击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时候,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


三、 领导运动新文化
    李大钊在传播马列主义的同时,还和志趣相同的陈独秀等结为至交。并与鲁迅、胡适、沈尹默、高一涵等轮流担任《新青年》杂志的主编工作,筑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堡垒。
    李大钊曾在《新青年》撰文强烈抨击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他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因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以孔孟为思想基础,所以《新青年》的同仁们也把指头的矛头指向“孔家店”。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项重要实绩是发动文学革命,其实质是以民主文学反对封建文学。自陈独秀树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后,李大钊、鲁迅等撰文积极响应,以犀牛利的笔锋,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以及李大钊帮助进步学生出版的《国民》、《新潮》等刊物,以白话文创作为宗旨,以短小精悍的文章抨击时弊,推出反映时代精神的新文学作品。同时,还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取消列强在中国的特权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的主张。
    1918年6月,李大钊还参与筹组了“少年中国学会”,“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团结了一批先进人物。其中,有不少成为五四运动知名人物,也有不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人物。正如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文中说:“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
    五四运动的圣火点燃之后,李大钊以教授的身份积极投身其中,成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学生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五四运动的狂火焰席卷全国之时,李大钊在5月18日《每周评论》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文章,把五四运动提高到反对帝国主义强盗世界的高度去认识这一爱国行动。
    五四运动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六三运动之后,李大钊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并发表文章抗议反动政府的逮捕、监禁行径。当李大钊得知陈独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的消息后,随即组织营救工作,运用各种社会力量,促成3个月后陈独秀顺利出狱。之后,李大钊又化装成商人,亲自驾车秘密护送陈独秀出京避居。
    五四运动后,反动当局妄图迫害李大钊。在此情况下,李大钊不得已举家回老家避居。仅二三天时,当他看到胡适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后,立即写出《再论问题与主义》文章加以驳斥,旗帜鲜明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捍卫。随后,李大钊回到北京,在《新生活》杂志上发表杂文、随感录等数十篇短文,揭露军阀统治的社会黑暗。


四、 创建中国共产党
    1920年初,李大钊将家迁至石驸马后宅35号(今文华胡同24号)居住。
据有关史料记载,文华胡同位于西城区南部,东西走向,东起佟麟阁路,西至闹市口中街,全长454米,均宽3米。明代称石驸马街后半边胡同。清乾隆朝称后闸,宣统朝称石驸马后宅,亦简称后宅胡同。1965年定名文华胡同。李大钊居住的院落,为一座三合院,有正房3间,东、西耳房各2间,东、西厢房各3间。3间正房的东间是卧室,中间是餐室,西间为子女读书处。3间西厢房是书房和会客室。3间东厢房是往来亲友的客房。院内有3棵海橖树。
    李大钊在此居住期间,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重要时期。
    1920年1月,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的马车上,二人相约组建中国共产党。
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专程来华促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他通过北京大学一位俄籍教授,找到了“中国共运的催产妇”李大钊。在李大钊家中,维金斯基介绍了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介绍了苏俄的对华友好态度,同时约请李大钊在中国建党。李大钊欣然同意,并让维金斯基带着李大钊的信函去上海会见陈独秀。于是,在上海和北京的共产主义运动便有目的、有组织地开始进行了。演出了“南陈北李”共同建党的佳话。
    同月,李大钊又在家中和志同道合者进行多次研究后,在北大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组织实质上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其中的主要成员有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罗章龙、何孟雄、朱名善等人。他们还专门建立了名称很特别的“亢慕义斋”小型图书馆,此名其实就是“共产主义”的音译,该图书馆专门收集中外文的马克思主义已知共学习和研究所用。
    5月,在建党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信中讨论政党的名称时,李大钊在一封回信中明确地回答:“就叫共产党!”
    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基础上,又增加了刘仁静、张太雷等人,缪伯英成为第一位女党员。开会地点是李大钊的家或办公室。同时,创办《劳动者周报》,并着手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为解决活动经费问题,李大钊表示每月从个人薪水中拿出大洋80元作为工作之用。
11月,李大钊又进一步促成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成员有40余人。同时,李大钊还派人到天津、唐山去开展工作,组织青年团体,形成了华北地区较好的共产主义运动局面。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到中国帮助建党,李大钊与马林进行了建党事宜交谈。7月下旬,李大钊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然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却耐人寻味的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是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出席会议。
    其中原因,张国焘说是李大钊因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而未参加“一大”;陈公博说是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据李大钊当时的革命历程来看,以上说法均不确切。据当时的报纸报道,7月4日李大钊以代理主席身份出席并主持了8所北京国立专门学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此时,正是李大钊因领导一场反军阀政府的斗争,处于胜利前的关键阶段,而未出席中共“一大”的真正原因。


五、 领导“教联”索欠薪
    李大钊领导8所国立专门学校组成的“教联”索欠薪,是向军阀政府进行的一场斗争。
这场斗争始于1921年3月14日。。直到7月28日,“教联”通过复职宣言,斗争才告结束,历时4个多月。此时段内,正是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阶段,以致使李大钊不能脱身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场斗争的起因是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权,扩军备战,力图武力统一全国,造成陷入财政危机。1921年春,内阁总理靳云鹏为应对财政危机停止了教育经费及教职员薪俸的支付,造成学校教育无法维持、教职员生活陷于困境的地步。
    政府的停薪作法,引起了广大教职员的极大不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北京美术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所国立专门以上学校,组织成立了“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简称“教联”),由每校派3名代表组成。李大钊被推为代表,并担任“教联”新闻股办事及“教联”刊物《半周刊》编辑。1921年3月14日,8校教职员为抗议军阀政府无理决定、争取教育事业的合法地位及教职员的生存权利,举行了总罢教。5月31日,李大钊偕同8校教职员50余人,到位于今西单西南处的教育部索薪,李大钊和马伤痛伦等人发表讲话申述理由。6月3日,“教联”各校教职员、学生代表约千人,冒雨前往教育部,在新华门遭军警毒打,李大钊和马叙伦等数十人受伤,造成新华门前的“六三惨案”。在“教联”主席马叙伦住院治伤期间,李大钊再次被推为“教联”代理主席,继续领导、组织与政府的索薪斗争。“六三”事件震动全国,各地纷纷发出声援电。孙中山曾致电八校教职员,请南下“就职”。在这情况下,迫使政府让步,承诺了由“教联”提出并得到广大教职员支持的解决教育经费及发还教职员欠薪的办法。7月28日,在索薪斗争取得一定成果后,“教联”才通过了复职宣言。
    在索薪斗争的4个多月中,“教联”共召开76次正式会议,连同临时会议共计100多次,几乎天天进行开会研究索薪斗争问题。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李大钊逢会必参加,每举行大活动必参加,做了大量的领导、组织、宣传等工作。李大钊不遗余力的斗争精神,即赢得了同仁的信赖,也得到新闻界、学生界、社会各界对索薪斗争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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